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晚，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要保护主席遗体，让各界人士吊唁、瞻仰，时间初步定为15天。毛泽东生前号召火葬，是政治局里第一个在文告上签字逝世后遗体火化的领导人。所以，最初决定的遗体保护只是为了15天内各界人士的追悼活动，遗体保护的医务人员只做了一般性处理，往遗体里注射了一些甘油、酒精、福尔马林等，以防止腐烂。
然而，就在追悼活动进行期间，也就是9月10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决定进行永久的遗体保护，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永久性的瞻仰。
这可给医务人员们出了一个大难题。一般来讲，遗体保护在死后2小时就要进行解剖，取走内脏，用冲洗液把全身血管，包括最细微的毛细血管冲净，然后注入福尔马林、凝固剂等。但因为最开始只是做一般性处理，遗体的血液没有及时放掉，再要按部就班地去做已经不可能了。
医务人员面临一个重大的难题。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由刘湘屏、黄树则、吴阶平、林钧才、徐静、李志绥组成。和吴阶平以前执行过的许多任务一样，这首先是一项政治任务，只是需要由医务人员去完成。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后来，吴阶平在回忆文章《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的回顾》中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9月11日，我得到通知要负责毛主席遗体的保护工作。那时我才知道毛主席的遗体要长期保护，要建造纪念堂，供群众瞻仰。显然这个决定刚作出不久，很可能就是当天的决定。我虽然承担过多次重大医疗任务，但对这次的任务却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充满自信了。保护尸体并不难，所要求的只是长期不腐烂，已有成熟的科学方法。保护遗体达到瞻仰的目的则完全不同，要面部颜色、容貌、神态合乎要求，还要能接受光的照射和温度、湿度的影响。作为一个临床医生，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不多，实际上还没有成熟的科学方法。而且又必须及时采取保护遗体的措施，不能丧失时机，以免出现不能弥补的损失。对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虽然困难很多，却不能不承担下来，因此心情是很复杂的。
9月18日追悼会结束后，中央要将遗体转移到一个代号叫“769”的地方。
遗体转移后，具体的保护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这件事的责任实在太大，谁也说不好到底应该用哪一种办法。
在北京，各方面的专家成立了“遗体保护组”，以中央的名义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各地的科学家一起开会研究了许多次。
人民大会堂里，通宵达旦的讨论进行得十分艰难，因为遗体保护是以北京的专家为主，先由北京方面提出一个个具体的操作方案。
首先是液态保存。这是当今世界上最普通、最常用的保存方法，医学院校大量的尸体、标本都是采取液态保存的方法。“就是把遗体浸泡在高浓度的防腐液中，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周围环境条件。”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这是最可靠、最稳妥的方法，但不能说它是最高水平的。
果然，上海方面的专家首先对这项方案提出了异议：毛主席遗容是供广大人民群众瞻仰的，而这种方法会使人觉得像浸泡在水中的标本，群众在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
其次是气态保存。气态条件下保存遗体给人们的感觉自然，栩栩如生。但气态保存中存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防干保水，遗体会变干、变形、变色，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
观点一个个被提出，又一个个被否决。每一个保存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又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短处，而每一个短处稍不注意，就可能造成遗体保护工作在根本上的失败。难怪科学家们在选择时颇费踌躇，拿起、放下，又拿起，又放下。
最终决定按照北京专家的建议，暂采取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原则。
所谓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原则，是指皮肤需要暴露在外的部分，主要是头部和两只手在气态中，隐蔽的部分，即身体是在液态中；平时在气态中，一年一度的大保护时在液态中。但无论是气态还是液态，都只属于遗体保护的措施之一，即化学保护。此外还需采取物理的、光学的等综合保护措施，使整个遗体保护工作变得千头万绪、纷繁复杂。
9月20日凌晨3时50分，一列车队穿过了静静的长安街，驶向毛家湾。
早在1969年珍宝岛战役打响后，毛泽东就向全国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各地都挖了大大小小的防空洞。就在北京城下也有一条沟通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一直到西山的秘密通道，四通八达，林彪生前居住的毛家湾也有一个入口。载着毛泽东遗体的车队徐徐前行，华国锋、汪东兴、刘湘屏、黄树则，以及遗体保护小组的医务人员吴阶平、林均才、徐静等也随车队驶入了这个地下世界。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站立在大铁门旁。汽车在大门口停下了，人们都下了车。步行进入隧道后，吴阶平才发现，这里面十分宽阔，足以使4辆汽车并排通过，大家闻到了一股很重的霉味，显然这样长的隧道，通风条件不很理想。又走了100多米，方来到了这个颇为神秘的遗体保护室。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8月，吴阶平他们将在地下度过整整一年的时间，执行这代号为“一号任务”的特殊使命。而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震惊中外的变化，也都是在这一年中。
这个代号为“769”的遗体保护室原来是某医院的地下手术室，设施完善，条件齐全。按照遗体保护的要求又对每个房间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一个密封、隔氧、低温的环境。在保护室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盛放遗体的钛金属容器。容器里盛满了药液，遗体就浸泡在药液中。
遗体保护小组进行了严格的分工，黄树则、吴阶平、林均才3人带班，每人24小时，要交班以后才能离开。
遗体保护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问题，最重要的当然还是防腐。不仅仅要遗体不腐坏，还要注意遗容的颜色、神态。要长期保存，遗容就不能进行化妆，任何化妆品对遗体都是一种损害，只能将柔和的、略带红色的光照射到面部，效果上能够更接近真实。
遗体需要长期保存，但实际上肯定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科学家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将这种变化减到最小、最慢。这样每天的监测、记录就不能有丝毫的马虎，许多监测的方法也称得上是绞尽脑汁。比如，面部皮肤的高低，有时很难用科学的尺度来衡量，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借鉴军事上绘制地形图的等高线的原理。当然面积小多了，精度却大大增加。肤色呢，怎么标明是深了？还是浅了？深了多少？浅了多少？经过反复研究并查阅了相关资料，最终决定采用“邮票法”。专家们找到了符合“邮票法”标准的大本子，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每一种颜色都由浅到深，逐渐递进，差别很细微。工作人员每天都拿着这个本子进行核对，现在是和这个颜色近似，过了一个月，看看有什么变化，三个月以后又有什么变化，依此类推。尽管这是一个很原始的办法，需要由肉眼来判断，但经过专家们的讨论，并参阅了各种资料，没有比这更行之有效的方法了。大家都同意姑且先用这个方法，以后有了更好的办法再改进。
这天，专家们要讨论为遗体隔氧后要注入什么样的惰性气体的问题，一开始大家提到氮气。从氮气的活跃程度和各方面的相关指标来看都是理想的，可这时一位专家又提出了一种比氮气惰性更强的气体——氦。这当然是更好了，可是造价却高得惊人，在一般情况下是无人敢问津的，而这时既然有人提出来了，就没人再能坚持用氮气了。因为在遗体保护这个问题上，钱不能作为考虑的因素，一切都要最好，认为这是对毛主席无比忠诚的表现。
接下来讨论的是照射到遗容上的光的色彩问题，有的专家主张颜色鲜艳一些，显得毛主席十分健康。可有的专家提出异议，主席已经故去了，弄得这么红和事实不符么。就这样一个问题也反复讨论了许多次，才定下一种各方面都比较满意的颜色。
1976年10月6日清晨，吴阶平像往常一样来到毛家湾的遗体保护驻地。刚刚过了第二道岗进入洞口，他就觉得今天的气氛和以往的不一样。这里是一个100多米的大斜坡，以前是没有岗的，可今天设置了一个大障碍物，进出的人要从旁边才能进去。也增加了好几道岗，所有的伸缩铁门都拉上了，只留下够一两个人通过的空隙。士兵们一个个都站得笔直，表情肃穆，对平时都熟悉的人这时又严格查起证件了。吴阶平带着一串问号走到下面，原来一直轮流值班的警卫局毛维忠、张耀祠都不在。10月6日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吴阶平是在以后才慢慢知道的，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正式逮捕了“四人帮”，同时摧毁其整个阵营。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布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即：（一）在首都北京建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二）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
决定的公布给承担纪念堂建设和遗体保护工作的人员加了很大的压力。经过一年日夜奋战，克服了无数难题，1977年8月20日凌晨运载遗体的车辆从“769”出发，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驶向了毛主席纪念堂，经过短暂的适应性处理后，于当天上午遗体移入水晶棺内。
遗体保护最终按照原定的气态、液态相结合的原则，配合这套原则，纪念堂建立了一套安全可靠的升降系统。当纪念堂开放接待群众瞻仰时，毛主席的遗体处在水晶棺中可瞻仰的位置，但不能给水分，因为水晶棺里温度很低，一给水分就会结雾，只能采取干湿结合的办法，在遗体的衣服里都包着水，也就是不裸露在外的地方实际上是处于液态环境，只有面部是处于气态环境。瞻仰结束后遗体降到地下保护间一个特殊密闭的容器里，在这里给遗体更多的水分。每年毛泽东的生日之后，也就是12月26日后，都要停止瞻仰一段时间，把遗体完全泡在液体里补给充足的水分。
毛泽东主席遗体进入纪念堂后，遗体保护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遗体保护的具体技术逐渐规范化。科研基地的工作继续进行，并在年终举行学术讨论。至此，负责前一阶段遗体保护的专家们胜利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此后的工作，遗体保护专家还在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关于遗体保护工作，各方面都认为已尽了最大努力。
（摘自《吴阶平传》，邓立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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